一世交情弟与兄--- 读张大千致张目寒手札

摘要: 一世交情弟与兄 ── 读张大千致张目寒手札注 张大千致张目寒手札五十通,是目前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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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致张目寒手札五十通,是目前新发现的研究张氏生平最重要的史料。

 

张氏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张目寒安徽人,二张同姓不同宗。目寒小张氏一岁,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交深莫逆,情逾骨肉,其交谊一直持续到张目寒1976年中风失忆失语,之后张氏仍常常拄杖看望,只能与他默然相对。1980年张目寒去世,1983年张氏去世。

 

这批手札中最早的日期是1930年代后期,最晚是1970年代初期,时间跨度三十五年以上。


这三十五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动荡不安,尤其是张氏作为追随者,在1949国民党退出大陆后转徙于世界各地,可说是饱经颠沛流离之苦,但这一时期也是张氏作为一个世界知名的大画家创作精品最多、艺术活动最多的时期,是张氏一生最重要的一段时间。

由于张目寒在这数十年间长期担任国民政府文职高官,手上有一定的方便和人脉,又与张氏交情笃厚,因此张氏的许多事务,无论是有关画展等艺术活动的交涉与安排,还是书画买卖之类的商业往来,甚至张氏个人的私事和家庭内的纠葛,张目寒都乐于替张氏处理,所有这些内容在这批信札中都有所反映,也因之可以作为张氏在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这段时期内很多重要活动的有力佐证。

 

据张目寒自己说,他与张氏的交往开始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但究竟在哪一年已无从查考。张目寒所保存的这批信札中,有几件只能算是便条之类,可见他对于张氏本人不但非常尊重,而且对张氏的手迹也是非常在意地保存下来。但这些信札中,时间最早的几件中有一件的受信人不是张目寒而是谢稚柳。

这批手札中最早的日期是1930年代后期,最晚是1970年代初期,时间跨度三十五年以上。


这一时期也是张氏作为一个世界知名的大画家创作精品最多、艺术活动最多的时期,是张氏一生最重要的一段时间。

张氏1938年夏从沦陷的北平逃出,辗转香港、桂林、重庆等地于年底返回成都,立即卜居青城山上清宫。稍微安顿下来,张氏马上筹备成都画展。这封写于1939年3月23日(农历二月初二)的信(第二十一通)中,除了告诉谢稚柳他将于旧历三月初十(4月29日)在成都举办画展以及请谢为他撰文之外,其余五分之三的篇幅与张目寒有关。

 

信中问谢稚柳能否约同张目寒来成都,而且最好是和张目寒太太朱紫虹一道来更好,因为成都受日机空袭,各学校均迁到乡下上课,其子张保罗、张心玉二人无法去上课,朱紫虹来可以教他们读书,最后特别说明张氏提供食宿并送紫虹月薪二十元,希望谢稚柳转告张目寒。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重要的事请谢稚柳转告,说明张氏当时与张目寒还不十分熟稔,谢与张的关系更近。估计是谢稚柳为了说明情况,将张氏给自己的原信转给了张目寒,因此由张目寒保存下来。

1939年,张目寒已四十岁,并在于右任任院长的监察院工作有年,谢稚柳三十岁,其时正与张目寒过从甚密,并于次年(1940年)也入监察院任秘书。

 

张氏与他的几位最接近的年轻朋友通信乃至提到第三方,都必于其名下加“弟”,如稚柳弟、目寒弟、嶺梅弟等(张夫人朱紫虹称“虹娣”,高夫人詹云白称“云白娣”),但此信中提及张目寒及朱紫虹都径称其名,是一例外,也正说明了其时他们的交往并不密切。

 

此外,还有两封内容与张目寒夫妇到成都有关,都写于那一段时期,其中第五十通从书法看来应是1938年12月20日(农历十月二十九),另一封(第四十六通)无月日,但其中提到1938年在重庆举办的寒衣展(为前线抗日将士募捐而办的画展),则是张氏辗转回川,经重庆到成都后较早的信件。其中提到他“到蓉之四日即赴青城”,并告诉张目寒到成都后如何能找到他等等,都是考订张氏回川行踪的重要线索。


此二封信结束时都称“俪安”,甚显客套,与其余信件的用语完全不同,也说明这是他们交往之初的通信。

这两封写给张目寒本人的早期信件,内容都较简单,属于私人性质的邀请信,此后的各信则涉及许多复杂的事务和人物,其中与张氏生平有关的大事至少有以下几件,兹略述之。

 

1、张氏移居南美

  

张大千1949年12月6日搭乘张群安排的军用飞机到台湾后,随即转赴香港,稍作停顿,又赴印度举办画展,随即在印度大吉嶺安顿下来。不料住下时间不及一年,因印度政府与中国建交,张氏又转回香港,在港、台两地往来。

 

1951年11月,张氏留在大陆的三个儿子心嘉、心一(保罗)、心澄和侄子心德(彼德)取道澳门来到香港。其时从大陆撤出的国民政府军政人员及其家属与追随者有二百多万人,港、台两地顿时拥挤不堪,社会秩序短时难以整肃。张氏以卖画为生,如此兵荒马乱的年头流落异乡,谋生已成问题。

 

张氏出去时只带有夫人徐雯波及小女心沛,此时陡增子侄四人及其家属共十余人,生存压力突然变得很大。恰在此时,香港教会大主教于斌为解决中国难民问题,向天主教国家阿根廷政府提议,由他协助一百户中国天主教家庭移民阿根廷。

 

张氏不但与于斌熟识,自己也出身天主教家庭,父母及二哥善子均为天主教徒,张氏自己虽不信教,但深受其熏染,这从他为子侄辈取名和许多画上题跋可以看出。因此,张氏借1952年2月在阿举办画展,赴阿根廷实地考察之后,5月返回香港就举家移民。

 

但张氏一行在阿根廷的永久居留证却迟迟办不下来,因此,到1953年3月,张氏又率一家大小十几口人由阿根廷迁往巴西定居。此次移家南美如何顺利成行一直是个谜。因除了张氏夫妇外,1951年底到港的子侄十余人都是大陆居民,没有台湾护照,在阿根廷如何入境就成大问题。

 

这批信札中第七、九、十、十一、十六、十七、二十二、二十六、二十八、四十九通都涉及此一事件,发信时间前后一年多,地点有香港、日本、阿根廷。信中除了请张目寒在台为其家人办理护照之外,关于此一事件的前后因由、社会反应及牵涉的人物、张氏的心情等都有反映,是研究张氏移居南美的重要史料。

张大千1949年12月6日搭乘张群安排的军用飞机到台湾。


1952年2月在阿举办画展,赴阿根廷实地考察之后,5月返回香港举家移民。


1953年3月,张氏又率一家大小十几口人由阿根廷迁往巴西定居。

 2、谢稚柳陷大陆事


谢稚柳是张氏在大陆时最为亲近的朋友之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即与张氏过从甚密。1940年,谢稚柳进入监察院任秘书,与张目寒同事,为于右任的直接下属。

 

1942年,张氏在敦煌临摹壁画,邀谢去敦煌工作一年,也是张氏出面向于右任请托,谢稚柳才能以在职人员之身去记录石窟内容并随后写成他最重要的著作《敦煌艺术叙录》。

 

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很可能是谢稚柳自己选择留在大陆,并积极与当局合作。1950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聘谢稚柳为编纂,主管接受和收购文物的鉴定工作。

 

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谢稚柳被波及,作为上海文教部门抓出的“十只大老虎”之一的“字画老虎”,受到隔离审查,被抄家并被法院判刑单位管制一年。此案直到1984年11月才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

 

当年此一消息传到海外,由于谢稚柳在国民政府中的人脉关系,以至引起很大反响,尤其是在文化人中间更招来疑虑重重,对于后来张氏一直不愿回大陆也发生了不小的作用。这批信札中有关此事的有第二十二、二十八、四十通。发信时间都是1952年,地点是阿根廷。

 

第四十通其实是第二十二通中提到“另纸录上”的张氏所作《忆谢稚柳诗》,这是一首经过反复修改、后来很有名的诗,这里保存的是其较早的一个版本,文字和后来略有不同,但对理解作者的想法有很大的帮助。 

3、张氏藏画在美被扣事件


二战以后,西方世界在很多年里经济情况并未好转,艺术品市场也很萧条,张氏当时经常要靠买卖古书画度日。他有一批1949年带出去寄存在美国的古画(十四件)因牵涉到政治的原因于1961年被扣押,这对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为此他多方请求台湾上层人士出面作证,最后取回了这批画。涉及此事的有第十二、八通,发信地点巴西。第十二通详述事件经过,时间是1961年初。第八通说这批画已获准发还,时间不详,从书法看来已到1960年代后期了。

张大千   文会图

4、郭有守叛逃大陆

   

郭有守是国民政府高级文化官员,能讲多国语言,1940年代曾任四川省教育厅长,1950、1960年代先后任国民政府驻法国大使馆、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参事。

 

他是张大千的表弟,多年至交,张氏1956年以后开始涉足欧洲,在欧洲各国办展卖画,都是郭为他张罗打点,张氏到欧洲,也几乎都住郭家。

 

1968年底,郭在瑞士以间谍罪被捕,获保释后去法国即再次失踪,等到发现他时,他已在巴黎机场登机返回大陆。张氏当时就派张保罗去欧洲打听情况,但整个事件扑朔迷离,至今也不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

 

此事对张氏的震动和打击相当大,以至他就此再也没有去过欧洲,完全放弃了经营近十年的欧洲市场,并从此转向美国发展。这批信札中有关郭有守的有第五、六、十二、十三通,其中涉及此事的是第十三通,时间是1969年5月12日(农历三月二十六),发信地点是巴西。

张氏1956年以后开始涉足欧洲,在欧洲各国办展卖画,都是郭为他张罗打点。


1968年底,郭在瑞士以间谍罪被捕,获保释后去法国即再次失踪,等到发现他时,他已在巴黎机场登机返回大陆。以至他就此再也没有去过欧洲,完全放弃了经营近十年的欧洲市场,并从此转向美国发展。

5、与高嶺梅交恶

  

高嶺梅与张目寒一样,是张氏中年时代最重要的朋友之一,1944年在成都与张氏相识后,一直保持非常密切良好的关系,高嶺梅小张氏十四岁,两人以兄弟相称。

 

张氏在台湾、香港的许多画展都由高嶺梅操持,他最重要的文字著作《张大千画》也由高嶺梅整理,并于1961年在香港出版。这种异姓兄弟的关系曾被许多人羡慕,认为古道尚存,“可以振人心而讽末世”。

 

1952年张氏移家南美后,直到1967年的十五年间,在香港、台湾地区的卖画活动几乎都由高嶺梅经手办理。高嶺梅本业摄影,但也因此被外间称作“香港画商”。


但1968年以后,两人突然很少往来,高嶺梅收藏有张氏的精品画作二百余件,其创作年代也以1968年初为断,此后的作品一件也没有入藏,张氏1968年以后的信件中也很少提到高嶺梅其人。

 

这批信札中提及高嶺梅的有第一、三、八、九、十、十六、十九、二十、三十六、四十二、四十八通,其中可以看出事件端倪的有第八、十、四十二通,另外可参考的有第四十四通,以此大致知道是一些字画买卖事件引起的经济问题,使多年友谊中的积怨爆发,导致二人交恶。 


张氏致张目寒的这批信札中有许多关系到张氏生平的重要资料,以上只是匆匆读过之后看到的几个问题,如果能详细排比并参以其他资料进行细致考订,必能对张氏这样一位大艺术家的个案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这批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五年以上的信札除两通外全是手书墨迹,对于研究张氏书法风格的演变,甚至对于鉴定张氏绘画题款的真伪,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参考作用。

 

据传闻,张氏致张目寒信札共有三百多通,以二张的交谊之深与时间跨度之长,这一数字应该是可信的。

张氏于1976年1月正式申请回台湾定居,这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情,在此之前一定有长时间的沟通与协商,以张目寒在台湾的地位和身份以及他与张氏的关系,必然会出面为张氏周旋办理,但这批信札中没有一通涉及此事。因此,除了这一批主要是较早期的信札之外,我估计还有一批张氏致张目寒的后期信札留存于天地间,我期待着发现它们的那一天。  

      

                                                                                     成都勺海楼  2010年5月30日                                          


(注):这批信札的原件影印本见江西美术出版社2009年9月版《张大千致张目寒信札》,原书编次混乱,无法卒读。撰写本文时,为便于征引,仅依原书先后进行了重新编号,其顺序并不代表原信写作的先后。

 

本文曾刊于《张大千致张目寒信札赏析》,北京东方艺都拍卖有限公司,2011年9月,北京。

 


 

下篇:于2017年10月15日推送文章《分化与整合---近现代中国绘画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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